非文木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ludekun.blogbus.com/logs/2274199.html

近来读玛丽娜·弗拉期卡-斯帕达及尼克·贾丁主编的《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一书，特地提醒一下，有意愿买此书的朋友一定要留心尚智丛先生译的第六第七章，实在佶屈聱牙，让人大发扔书寻春的感慨。

这不是说其他地方就不值得留心了，翻译这样一本著作，能得其半就已经不错了。作为读者，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得到一些翻译不能尽失的知识。抱着此种心态，也算是找到不少有趣的地方。

这本书在印刷上颇有特色，边框留出厚厚的空白，虽然是1/20开本（比所谓的小16开还要大一点），但是内容常常不比一般的32开本多多少。不过，边框上经常会摘引一些书中的章句，这种做法之前只在乐清某民间刊物中见过，心里以为这是书商为了加大书的厚度以便提高书价特地而为。

读过本书第四章《为自然哲学做注解和索引》之后，才发现书商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自圆其说的机会了。

据说，在中世纪高度发达的记忆术宝库中，人文教师建议学童做文摘（commonplaces）笔记。“通过这种这种方式，学童可以从所读书中抄录一些著名的段落，放在适当的标题下，以备以后作文之需。他们建议成年读者保持这个实践，从阅读和生活经历，尤其是旅行中积累笔记。”

我想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是会做笔记的，我国的笔记历史更是悠久。在第十一章《百科全书知识》中，作者介绍了大名鼎鼎的《钱伯斯百科全书》，其中提到：“钱伯斯描述这本著作中的内容是‘对林林总总大量书籍的摘要和解释’。”

《钱伯斯百科全书》的第1版中对“札记”一词的解释如下：“札记，也称杂记，在学者当中，是对值得记录的事物进行有序地记录或收集，是对阅读或学习过程中知识的保存；这种整理，包含了多样的主题和各类的事物。在需要时，人们可以进行查询。”笔记形成的学问，钱锺书先生《容安馆札记》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吧。

有一件事情很好玩，我回想起好几年前，和一位喜爱翻译文学的朋友特别聊得来。巧的是，他也写小说。看他的小说，旁征博引，而且大多出自我未曾寓目的书籍。

读格非的小说，你会发现他经常会突然冒出一句埃利蒂斯或者其他人的什么话，正好做修饰之用。我自己写小说，也爱附庸风雅在篇首引一段话，或者在行文当中插进一位贤哲的名言。当时就爱搞这一套。

面对这位朋友，我唐突地提出，兄台一定要做札记吧，能不能把你的札记打包一份给我看看呢？忘了他当初怎么回答我，反正我是没看到。所谓“宝库”，又怎么能让其他人轻易闯进去呢？只能笑一下自己的幼稚与无知了。

回到这本书上面。

实际存留下来的16、17世纪的文摘性书籍，常常包含了书的空白处作的笔记形式的注释，“这类注解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是，把正文中的某个关键词或短语摘出来，抄写在空白处，以标示正文中所讨论的主题。这种做法很快很快就在印刷书籍中得到模仿：为了减轻读者做这件事情的负担，印刷本通常在书的边白上加上印刷的小结，这些小结与旨在提供参考文献的印刷注解——如现代的脚注——大不相同。在边白上列出所有主题后，记笔记的读者就可以在书的空白页上集中记下一些页码，或让他最感兴趣的段落，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关于本书的个人主题索引。”

我相信这本书的制作中，肯定保留了不少原版的风貌。包括大量插图，包括边白上关键句的摘抄。我突然想到，在现今流行的blog写作中不是正好有tag这种东西，其实历史早就发其先声了，所谓“标示主题”是也，这也很像《百科全书》制作过程中，钱伯斯特地拈出的包罗万象的主题词。我也完全可以说，“无聊才读书”其实包含了“有书好好读”的意思。

吕思勉先生在他很多著作当中都提到历史不单单是前车之鉴，“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者也。”但是这里也仅仅是找出了一个“前车之鉴”，为什么会这样，不是我辈能够阐明的。所幸，还能倚靠历史为自己开开罪。这篇小文大段引用书中文字，或许会有掉书袋之讥。本书第九章《简明扼要的脚注》中以一次学术论争为个案。这次论争不是我想要谈论的，这里只想引用一段当事人之一埃德蒙·劳的话：

“（关于写作或争论）我宁愿选择引用原先作者的话，也不愿使用自己的语言，或是装作发现了以前早被发现的事物，或是没完没了地重复同样的事情……像我这样的一名作者，展示我们已有的那么多书卷中的一部分用处，比提供新的书卷对公众更有益，虽然这种行为对他的个性发展没有太多的好处。因此，我决定在用别人的话来支持自己比较方便时，就决不用自己的语言；我只是从别人那里引述适当数量的材料，我判定这些材料是让读者对我们所论的主题有一肤浅印象所绝对必需的；而且我通过这种粗浅的描述，诱导那些有空闲、有机会和有兴趣的人走得更远，并查阅原著；给予那些尚未满足的读者以一些暂时的满足。”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毕竟不用担心报社发表会怎么样，至少我在这里可以大引特引。

最后还有一段话，无关主旨，但是我很希望把它按进来。

在书籍史上，人们屡屡发出书籍泛滥的先声，这在当下更是不证自明。“17世纪下半叶，信息过多的危机意识如此之强，以致长期以来被尊为‘神圣’发明的印刷术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以洗脱被指控导致了一个新的蒙昧时代的罪名。”对此，德国教授丹尼尔·莫霍夫说：“人们不应当认为这项非凡的技术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任何好东西无不伴随着出于人类的缺陷所带来的恶。”